关于三峡的文终于放出来了,也把我写作那篇访谈时候想到的一些东西顺便放出来吧。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那个介绍里面说： “三峡的问题，你去看，又是技术，又是政策什么的，很多情况还挺操蛋的，但始终有股力量会推动它往前走。三峡是中国的宿命。三峡建，挡不住，你没办法阻止，只能继承，然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卢先生的意见还是中肯的，包括，一路走来，他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老一辈新闻人里，对准确度的追求超过对眼球度的追求，是有担当的那一代，神往之。
我的手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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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我恨三峡的,恨以三峡为代表的各种大工程。2010年3月吧，我去过三峡看了一趟，从宜昌坐船到重庆，汤汤荡荡的水呀，据说，从前是激流险滩，船要由纤夫拉上去。三峡，不是在地上挖了个坑的水库，它是在水里拦了个高坝，从宜昌到重庆，水位一起上抬，淹没V形的河道，借河道屯水。
看着水库那种汤汤荡荡的架势，我当时就有点惊呆了，有点像见到长城，不是喜欢，就是不恨了。忽然间有点恨不起来了，可能是恢复了一种，较为中立的态度吧。
我跟卢跃刚老师谈，三峡建成前，库区是全国最贫穷的地方，因为从58年到80年代，一直在讨论，没有人敢在那儿投资——那不是在拆迁地赶着盖房子多拿拆迁款的时代。
那块地就那么撂着，不死不活的。所以，一定得给出个答案来，100年不修，或者马上就修，结果，选了后者，总归，给个了断吧。
特意选了卢，一方面是三峡相关的人不好找，另一方面，觉得他不是体制内的专家，反倒可以以观察者的身份，给出些更理性的意见，而且，他从前还算反建派的人，算起来比较公正。我又实在不想去找那些没有量化数据的独立科学家们。


三峡的故事
我先讲一讲三峡的故事吧。
通常都认为，三峡是毛一时冲动的产物，“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然而，对于一个降水时间、空间分布极度不均匀的国家，年降水量的70%-80%都在汛期下完了。个人认为，三峡其实是中国人接触了西方技术文明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个梦想，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大坝，就想往自己家里也搬一个，而中国的水，又确实是问题。卢喜欢说：中国是个治水之国，我不完全赞成，因为，不光中国有大禹治水，圣经里也有大洪水——世界就是个治水的世界。
总之，三峡，不是毛一个人的梦。孙中山最先梦到了三峡，之后，蒋介石梦到过三峡，美国的大坝之父（胡佛和大古力坝的总设计师）萨凡奇，专程到中国来看过三峡，对这座“中国大坝”，他很热心，再往后，才轮的上毛泽东。
这么晚才轮上，因为毛比较土，没见过国外的大坝。
三峡最初的设计草图是在美国丹佛画的，（哈，卫毅童鞋，有木有去遗址看看哈）。8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曾有中国工程师去了美国专门考察大坝，估计，也有参考当年的设计图——卢说：三峡的图纸，是美国人设计的，不过，他没有提供证据，我也没有找到这句话的证据。通常，我们还是说，三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建成的，不过还好，我的结论看来，至少，它有西方的血统，不会像三鹿，纯国货，质量得不到保障。
关于三峡，最著名的说法是主上派不诚实，反上派被压制。然而，单就三峡工程上不上马的双方，纯技术方面，主上派和反上派，都还算光明磊落。
80年代之前，双方最重要的代表是林一山和李锐，（我下面的部分大部分引自卢老师的文章），林是主上派，李是反建派。
林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的生活最初与水利无关，1949年，他本来可以继续南下赴广西给张云翼当副手，却鬼使神差地，不爱当官爱水利，跑到长江去治水，他学习能力很强，不出几年，居然在长江委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技术权威”，成了“长江王”，还带出了一批年轻的工程师和技术员。
李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1958年任毛泽东秘书，直到1959年获罪，打入反党集团。根据卢的说法：李锐反三峡，一是他坚持先支流后干流，另一方面，李锐代表的是火电利益集团。
文革时，林和李都受到了冲击。林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后关入水牢，据说是断了三根肋骨，一根腿骨；而李锐，被关入了著名的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只能随身带一本毛选...那是一种真正寂寞至死的生活，可参考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
不过，俩人都撑过来了，出狱后继续战斗。
90年代，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新王来了， 科学论证的班子里，领头的是潘家铮和钱正英。
对于潘，卢的评价颇高，因了潘的一句话：大跃进时期，多亏反建派反对三峡上马，才没有酿成大错。卢认为，潘有历史感，而且身上科学家的气质大于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气质，因为潘说：大跃进时候，感谢反建派阻止了三峡的上马，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对于钱，很多人说她是坏蛋，黄万里先生等人还写过联名信控诉她，有人说她是“官迷”；戴*晴女士曾经用讥讽的语气说：1988年她到会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位除了革命之外，差不多干了一辈子水利工程的行家，竟然分工主管医药、卫生、体育。但她依旧以“余热”在忙跟过去毫无二致的事体，更具体地讲，是在主持力促三峡工程早上快上...唉，我也看不清楚，只是莫名地觉得，1923年出生，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太，向体制这么献媚，她的动机是什么呢？
三峡上马的时候，很多地方考虑不周，比如说，黄万里先生被排除在评估组意外，三峡讨论的程序也非常有待商榷，但是，我就是想说，这么大的故事，没有足够的气度、智慧的跳梁小丑和猥琐小人都是很难坐到故事主人公位置的，张光斗那种人，也不过就是在三门峡上跳一跳。
小人、寻常人或者老老实实，只知道做事的英雄，在三峡这个大故事里，都没法做主角。能做到主角的，都是枭雄。在这个故事里要混到主角，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都要有天分与天时，有狡诈，有计谋，有雄心与胆识，有耐心与恒心，有所有好的品质与坏的品质，而且拥有这些品质中最极端的那部分。


三峡有多大能耐？
关于三峡，它对气候、地震的影响，我跟卢跃刚的观点同，证据不足，不再说了。
三峡对上游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污染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投入问题。水库的静水，水质还行，也不是没有先例。源头好水千岛湖，其实是新安江上的一座水库。不过，新安江水库移民问题解决得非常不好，文革时期，新安江的水库移民是批斗水利部的主力军。
不说发电能力了，我们来看看三峡防洪抗旱能力究竟有多大？
大家喜欢批评的是：三峡汛期防水，枯水期蓄水。但按照三峡“蓄清排混”的设计思路，它必须这么操作。
水库的工作周期是以降水的规律变化为导向的，在中国，就以年为单位。每年5月到9月，汛期，三峡的主要存在价值是防洪，只要水文记录显示下游还撑得住，它就必须也只能拼命往下放水，以腾出库容，迎接下一次更大的洪水。所以，汛期时，你会看到三峡一直保持泄洪。2010年，从9月10日开始，到10月27日，三峡蓄水。南周本期有篇文提到，要提前蓄水——但我觉得，那是很危险的，三峡满库容时，如果遇秋老虎类的强降水，而下游因为三峡，防洪工作已经懈怠了很多，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洪水是要死人的，而，干旱并不会死人。
建设三峡时，主建派一张重要的底牌是：1870年百年不遇的长江大洪水，那次大洪水曾经冲垮了荆江大堤，几乎从洞庭湖平原直冲到了洞庭湖。
然而，三峡，真得能挡住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吗？
1870年洪水的水量是每秒11万立方米，而下游荆江大堤能接受的水流量是每秒6万立方米，而三峡的削峰能力最大好像只有每秒3.9万立方米，也就是说，如果再来一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三峡是挡不住。
所谓三峡抵御千年一遇的大水，是指：千年一遇的大水时，三峡，足以自保。有个形象的说法，长江洪水，10次里，三峡能挡住9次，还有一次，它可以自保。
总的来说，三峡不是最优选择，但它已经建起来了，还能拿它怎么样呢？炸掉？
这里还要说到几点，三峡的错误大多是建设时犯的，比如预算，比如，移民——这是中国的大工程逃不了的宿命，而对于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建起来的一个东西，如果炸掉，代价仍然很大，被它已经破坏的那些东西，并不一定就能恢复起来。
我有一种感觉：三峡，它就在那儿放着，我们总是看它不顺眼，也许是非理性的；给它挑刺儿，却是理性的；刺儿挑到要把它炸掉，又是非理性的。三峡，如果一定要说，修是个错误，炸掉，会是更大的错误。
至于说，追究责任的问题，那是个过于复杂的问题，我想着，像林一山、潘家铮或者钱正英这种人，难道他们是损人不利己？
唉...反正，我对三峡，一直都心里很乱，行走于防微杜渐和捕风捉影之间吧。

在欧洲的时候，无论如何打不开小歪，只好在新浪找了个小角放些旅游博，也好，那并不是我正常的生活。

终于回来了，去折腾一件事情，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了那本书，疾病的隐喻...好吧，一种疾病及其隐喻，让我慢慢儿梳理吧，要静心，再静心。

前些日子，我去了河南的一个地方，希望面访一种能咬死人的小虫子。

作为一名伟大的科技记者，面对蜱虫这类题目，应该是个描述简单的昆虫与疾病的故事的优良机会。文章结构简单到令人发指:首先,描述事件，虫子咬人，人如何痛苦，怎么个疼法：阵痛还是持续得疼，往里钻的疼，还是往周边扩散得疼，总之，添油加醋，不一而足；之后分析这里面起作用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家如何分析，通过多少诡异无比的科学仪器，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也添油加醋，不一而足；最后，如有可能，把中国的疾病防控体系拉进来批评一顿，做个垫背。

可我忽然不想那么干了，我觉得，这事儿的关键不在这里。

很久以前，选择记者这个行当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去寻找那些决定整件事情性质的那些核心要素——我不是因为自己擅长而那么写，我这么写，是因为，这就是整件事儿的关键所在。

就是这样，我想选一条更切入事情核心的路。

目前已知的信息已完全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了

直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致命的蜱虫，起作用的到底是“杀人于无形”的“无形体”，还是所谓的“新型布尼亚病毒”？这个布尼亚病毒到底是不是“新型的”？无形体究竟有没有？我只能对此表示吃惊，难道没有一个人看出来：目前已知的信息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了...吗？

现在来看看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我们至少已知两点：

第一，这种病由蜱虫传播；

第二，四环素类抗生素完全可以对付这种病。

——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些知识，已经基本够了。剩下的，科学家要讨论是他们更小圈子的事情，公众就可以不用掺和了——当然，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需公开给公众，只是说，公众的精力可以拿出来放到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去了。哈，如果公众真想担心，我反倒觉得，将来会不会出现耐药性的问题是应该关注滴。

最初想到做蜱虫这个题目时候，本以为这只是传播的问题。关键是“无形体”那个破细菌名字起得太诡异，透着“杀人于无形”的隐喻；又加上当地官方的封锁，信息不畅，且人民群众科学素养有限，于是一个本不凶险的东西，传播过程中层层扭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然后，我发现，好吧，我还真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我陷入了这个对我来讲新鲜得滴水的小县...汗，咱到底没咋做过社会新闻呀，看哪儿哪儿新鲜。

在宾馆住下的当口，我就差不多知道自己肯定想错了。没有什么人心惶惶，我看到的，可以肯定不是“恐慌”，如果要描述我看到的东西，大概可以称作“麻木”或“习以为常”。当日，大量媒体都在把目光放在“是否瞒报”上，好吧，这个，不是我的专长。

还是看看当地居民吧，那是个打工经济为主的农业县，2/3的人出门打工。这些与发达地区的沟通，便就注定了，当地不很穷。几乎差不多的地方都是青砖大瓦房，地上铺瓷砖的那种。如果不，并不是因为穷，只是因为“家里没人”。人，都在外面打工呢。我去过的几家，无论贫富，都有电话，基本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

当地菜市场里，蔬菜水果也不便宜，某位当地人告诉俺：“我们这种菜都是自己吃，拿来卖的少，所以 比较贵。”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最怕的是病，一旦生病，挺美满的小世界就得被完全打破。大家怕蜱虫，怕的不是死亡——“被咬一下，至少一年的收入就没了。”

令我很感意外的是当地对教育的重视。进了好几户人家，墙上最显眼的装饰品就是孩子读书时拿的奖状，其中的一个，我在文中曾提到，孩子2005-2007年的奖状，居然还干净、齐整的挂在墙上。当地人，极其重视教育，孩子“一定要有志气，要好好读书”，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大山。如果有些看上去就没什么天分靠读书，考个大学走出大山的孩子，就干脆不要读了，读了也是浪费。所以，一个30刚出头的女人，跟人家商量着想学开车，对方表示担心她过不了驾驶员理论考试那关。她是混到初二的。好几位被我采访的农民，年纪也不大，告诉我：“俺没什么文化”。我原以为人家谦虚，可他们真地就不会写我的名字。唉，话说，俺当年羡慕极了名字里有难字的同学。

然后，我见了当地的村医，都是看上去挺老实的人。可是，虽然说人家玩忽职守绝对是冤枉他们了，可他们实在是能力有限，只能怨政府的相关培训完全没有到位。让我有点心惊的是，村里的儿童疫苗强化都是村医来做，（这里省略n字的唠叨）。

临走前一天，跟某同行商量，如果这样的村里，有几个年轻人，有几个QQ群，大家把病情在群里吆喝两声，也许，就不会有误诊的情况了。好吧，也只是说说吧。

当地政府不跟俺玩斗智斗勇

第一次做这类的社会报道，同去的其他媒体同行都跟我讲，你这次遇到的当地政府算对媒体态度不错的，差不多要跟上一句：你走大运了。好吧，当地政府还是很有行政智慧的，及时召开记者发布会，号称完全公开，然后，对于很尖锐的问题，客气地给你挡过去，——伸手也不好意思打笑脸人嘛，何况广大记者朋友都是知识分子。

跑去找对方疾控中心上报的惟一一例死亡病例，对方在镇上的家大门紧锁，在某村一个写着中国邮政的小卖部见到了此人，五大三粗一中年男，对所有问题一概低眉摇头：“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了朱天文笔下那只低眉滴菩萨，汗...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咳咳，严肃点，总结啦：

毫无疑问，蜱虫事件是对商城县领导干部执政水平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9月10日晚10时30分,商城电视台“晚间新闻”的第一条新闻是：9月10日上午，商城市领导干部应对媒体能力学习大会胜利召开。节目录相中，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有关领导均做了重要的大会发言。当天的商城“晚间新闻”节目中，各地群众情绪非常稳定并针对教师节开展了各种表彰活动，节目中并未发现县卫生局相关领导的任何活动。

另：采访细节上，碘盐问题有关的一个重要研究者，滕卫平本人，我并没有联系。2003年，滕升任辽宁省副省长。我认为，一方面，他的官员身份不容易联系和采访；另一方面，我很警惕官员科学家，我想，他科学的一面至少会在论文中。相比一个官员的口述，我更信任经过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论文。
我认真阅读了滕1999-2002之间的大部分跟碘盐有关的学术论文；读了他2006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NEMJ,也读过了他在最近（2010年）的一篇“碘营养与甲状腺疾病”，在2010年的新的文章里，他说“建议国家卫生部成立由地方病学、内分泌学和盐业部门共同参与的监测体系， 定期交流信息 ，及时修改政策。发挥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 保证我国防治碘缺乏病的事业健康发展”——这好像是他始终的观点。  

碘盐的稿子见此：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13/133420891582.shtml

2010年高考的成绩刚刚公布，大学间的生源大战业已开战。大学的奖学金应如何发放，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大学教育目的何在？针对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校长玛丽•苏•科曼（Mary Sue Coleman）博士，希望这些美国大学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参考。

科曼博士是位生物化学家，她在1995-2002年期间曾任爱荷华大学的校长，2002年被任命为密大校长。在美国，科曼博士被普遍认为是全美有名的课堂教育角度多元化提倡者，2009年，她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美十名最佳大学校长。目前，除了作为密大校长，科曼还是一个5岁女孩和一个3岁男孩的祖母。

1、目前，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刚结束，大学们正忙于“掐尖”，也就是用高额的奖学金去争取第一名的学生。对这种生源争夺战，您怎么看？

科曼：我们也提供奖学金，给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一笔优秀生奖学金，以及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助学金。如何分配资助也是美国大学里我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我认为，这需要一些均衡——如果只发放助学金或奖学金都是不对的。你不能忽视那些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但一所好的大学又确实需要招到那些真正有天分的学生。

2、在您的大学，两种资金的比例如何分配？有多大比例的新生最后能拿到奖学金或助学金呢？

科曼：在密大，助学金占总额的比例超过奖学金。事实上，很多家庭困难的学生真得非常优秀，所以，助学金和奖学金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对那些达到了我们要求的学生，资助的数额主要是考虑学生的家庭收入，大约80%的密大本科新生都得拿到各种形式的资助。

3、你们如何评估一个学生的优秀程度，如何遴选新生？

科曼：我们会想办法全方位评估一个学生。申请时，学生们需要回答很多问题，他们的兴趣爱好、社会活动、选修过哪些课程等。我们还要求推荐信以及其他文件。我们的学生，不需要非常有钱，但他们得聪明、有健全的人格。

4、在中国，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政府任命的，您是被谁任命的？如何评估您是否称职呢？

科曼：在美国，大学校长一般由一个校董会任命。这些校董会有的从校友中选出，有时也是政府选派。密大的校董会是由密歇根州的公民投票选出的8个人组成，他们任命了我。每年，我会向他们汇报我的工作，由他们来评估是否称职，那是我每年一次的“考试”。

5、某些人认为，应允许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而另一些人认为，由于教育资源有限，招收更多的大学生就必然意味着教学质量下降，得不偿失，您怎么看？

科曼：我相信，21世纪是个知识的世纪，人们需要有接受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但因为每个人需求不同，接受教育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某些人可能只需要在社区大学接受两年的职业教育，就可以去工作了；另一些人，只需四年大学教育就够了；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前述这些还不够。这个世界在飞速变化，随着每个人的成长，适当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加上继续教育，这才是一个全面的教育图景。

6、您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一种全民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密大呢？

科曼：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拿个博士学位。打个比方，我们需要一些人去研究生物化学，我们还需要一些人去从事艺术、音乐等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大学者，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密大是一个很大的综合性大学，我们有4万多学生，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

7、密大的前校长James Angell曾是通识教育的倡导者，他认为，“西方文明经典”类的课程对大学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极端重要，在中国，目前也有人认为“读经”对每个学生极端重要，您认同这个理念吗？
科曼：Angell是上上世纪的密大校长，但经过这么多年，世界变了很多。今天，我们仍然认为，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在大学里非常重要，但西方文明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学生们需要变成世界公民，他们需要有非常好的阅读、语言能力，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个人仍很赞成通识教育，但我对这种教育的定义已经有了变化。我觉得一百多年前，那种把通识教育隅于西方文明的想法有些狭隘了。

8、那您认为，今天的通识教育该包含哪些学科？

科曼：我们希望学生都去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有很好的英文（母语

）写作技巧、数学和物理学的功底……我希望他们在科学、人文和艺术方面都有所涉猎。经过这样两年的广泛涉猎后，他们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入专业性学习，也许是生物学，也许是历史学。

9、刚才讲到通识教育，在中国我们也认为这很重要，但一所大学还得考虑让毕业生找到一份工作。您认为在大学中，应如何平衡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呢？

科曼：我明白你的问题，但我们的本科生教育不会涉及专业甚至职业教育的内容，举个例子，你可以去一个学校学习如何修车，但我们的大学从来不教学生这种技巧。我们的本科生走出大学校门后，会成为一个Educated person，可以从事各种工作。专业和职业教育出现在我们的研究生院中，我们有培养律师的法学院，培养医生的医学院，培养建筑师的建筑学院……

10、您觉得，大学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

科曼：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目的是给毕业生拥有美好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一个Educated person才懂得更好地欣赏生活以及回报社会。